赤子胸怀  喋血沙场

方振武（1885—1941），出生于安徽省寿州(今寿县)瓦埠镇一个有爱国传统的家庭。辛亥革命前，他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奋勇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在安庆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清军残酷地镇压下去，方振武也被捕下狱，但却震撼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动统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在光复南京的激战中，同清军浴血奋战；1913年讨袁战役中，他在徐州率一营兵力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数个昼夜。讨袁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广东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海军陆战队任司令。

1927年以后方振武所部接受武汉政府改编，先后任第九方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等职。这时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独裁专制的面目，积极联络各派势力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5月，方振武出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他正想革除积弊，把家乡建设好，但他的反蒋活动被侦知，因而任职4个月就被蒋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后又投入汤山陆军监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方始获释。

毁家纾难  起兵晋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日趋深入，民族危机愈益加重。方振武获释以后，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1933年初，日军侵入热河，强占长城各口，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危在旦夕。他写信给他的旧部毅然表示；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本人“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卖了自己的房屋和财产，集资10万元，充作军费，剃去蓄须，换上便装，偕同心腹部属，秘密来到山西介休。

3月1日，抗日军民在介休城南举行了誓师大会。方振武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会议宣布成立抗日救国军，方将军出任总指挥。誓师大会之后，方振武即率队北上抗日。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后，千方百计加以阻拦。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明确表示：“非抗日不能图存，非铁血不能收复失地。”“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鏖战塞外  重创敌寇

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于1933年5月底来到张家口，冯玉祥亲自率领一批军政要员，如佟麟阁、吉鸿昌、宣侠父、张允荣等步出郊外迎接。当时，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除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东北、热河等地将领邓文、李忠义、刘震东等，及由热河退入察省的部队，察省地方武警等，同盟军迅速发展到8万多人。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6月20日，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方振武任北路前敌总司令。

这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加紧进攻察北地区，日机轰炸了独石口，日军先后攻陷宝昌、康保，妄图经张北进逼张家口。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率部挥戈北进。在武器简陋，给养不足的条件下，同盟军于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再克宝昌、沽源，连下三城，声威大振。7月7日至12日，方振武、吉鸿昌将军指挥的同盟军先头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经过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省境外，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北平、天津和许多省份的团体、个人函电交驰，交口称誉，争相捐献财物，表示愿为同盟军的坚强后盾。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极力阻挠和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维艰。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于8月5日被迫下野，离开张垣，息影泰山。

义旗不倒  坚持苦斗

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垣后，方振武、吉鸿昌和一些爱国将领坚决不撤盟、不倒旗，表示要誓死抗战到底。他们接受中共察哈尔前委的建议，把方、吉所部和愿意继续抗日的队伍转移到张北，8月16日方振武通电代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方、吉所部转移张北不久，就东进至独石口，奔向抗日第一线。方振武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南指北平，同时计划袭取北平作为抗日根据地。八月底，他们收复了丰宁。9月初出马兰峪口，向南疾进，奇袭北平。行军三四天在昌平县工布厂、东山口击溃抵抗之敌以后，继续星夜南进，在沙河镇遇到国军重兵拦截，抗日讨贼军遂向东转进，占领了北平以北的大小汤山。稍事休整后，继续南进至潮河东岸牛栏山一带，国军也大批开抵潮河西岸布防，双方隔河对峙。这时，抗日讨贼军已逐渐陷于四面被围的状态：东、西、南三面是国军，北面是日军。日军飞机不断地对他们狂轰滥炸，国军也不停地攻击，抗日军伤亡很大。

最后，抗日军队弹尽粮绝，部队逐渐被逼进山谷。方、吉将军决定接受北平八大团体倡议，同国军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国军应允保证方、吉生命安全，军队由国军改编。但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当抗日讨贼军放下武器，方、吉到达牛栏山国军驻地后，即被扣留，并用汽车把他们押送北平，准备加以杀害。    

虎口脱险  抗日到底

当押解“要犯”的车队从牛栏山国军驻地驰赴北平途中时国民军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暗中帮助，方、吉将军乘天色昏暗之机从汽车上下来，钻进荞麦地逃脱，押解士兵亦佯作不知。方振武逃离虎口之后，急急南行，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一个村庄，见有一家还有灯火，敲门进去，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向他如实说明自己是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因为抗战犯了“罪”，蒋介石要抓他，希望老人能救他一救，并帮助他到达天津。老人听后满口答应，忙叫家人生火做饭。第二天清晨，老人装了一车菜，叫方化装成农民的模样，一起坐车，循小路绕过通州，一直把方送到天津。这位老人拼着身家性命来搭救方将军，反映了抗日同盟军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方振武到天津后在徐谦的住处呆了三天，然后由徐买票让方乘意大利皇后号轮船出走香港，接着流亡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等地。

方振武流亡海外期间，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这一期间，他还利用在国外接触甚广的机会，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并联系我国的情况，撰写多种著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现在已发现的书目有《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与建设》《余之中国观》《战后中国》《职业民主政治之方案》《振武言论集》等）。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明确，如他认为：“我国今除内有封建残余势力与买办阶级的剥削，外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榨取，国民经济在此双重压迫之下，乃不能不沦为次殖民地”，“而中国脱离了次殖民地的枷锁以后，必能逐步走向繁荣的境地”。他还认为“中国本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经济基础的农业，自当不容忽视”，要“以此基点做出发，进而推进工业，使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把工业建设，依经济的分化，布散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这样建设的工作，乃可以有美满的成果”。这些主张早在30年代就能鲜明提出，证明了方振武的远见卓识。    

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到祖国，冀图重返抗日战场，但英雄竟无用武之地，并为当局所不容。他目睹烽烟遍地，神州大地被敌寇铁蹄践踏，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痛苦。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大陆，再次出走香港，继续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夕，他还在九龙塘俱乐部约请留港的海外侨胞和本港名流集会放映有孙中山任大元帅和策动北伐内容的电影，方振武作了振奋民族精神的讲演。9日日军侵占香港，方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刚进入广东省中山境内，就被敌暗杀。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杰抱恨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