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1935），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绅士家庭。

1901年丁文江15岁时，他想报考上海南洋公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维新”时代，“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思想却在中国广为传播。时任泰兴知县的龙研仙是“新学”的倡导者，他对丁文江的才华大为叹异，收其为弟子。从此，丁文江从师于龙研仙研习“新学”。

龙研仙力劝丁文江的父亲将丁文江送到外国去求学。并托湖南的好友胡子靖带文江到日本去，遂使丁文江父亲“举债以成其行。”

留学生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留日学生便无心读书了，丁文江在同盟会会员吴稚晖支持鼓励下于1904年3月和二位留日学生乘船返回上海，并从上海踏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当他们3人上船时，身上只剩下十几个英镑，就这样开始了赴英国留学的艰难旅程。

途中，丁文江一行上岸拜访了康有为。康有为勉励他们努力学习，送给他们十几个英镑，帮助他们摆脱困难，并请他们带一封信给他远在伦敦的女婿罗昌，让罗昌帮助他们。罗昌从伦敦给他们寄来了一些钱，解决了他们不少困难。

后几经周折，1908年，丁文江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并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1911年，丁文江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

1911年5月，丁文江经越南海防港，由通车不久的滇越铁路到达了红河右岸——对岸就是中国的云南省。

培养中国的地质人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丁文江回到了家乡泰兴县。1912年，丁文江赴上海，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在这一年中，丁文江除了教授动物学外，他还用生物进化的观点写了一部“动物学教科书”，并以此为教本。在假期丁文江还对芜湖下游扬子江流域进行了地质调查。

1913年2月，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邀丁文江到北京工商部去工作。张轶欧是一位颇有远见的人，他认识到地质学的重要性，而当时国人对地质学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丁文江到北京后被任命为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丁文江利用地质科科长的便利条件，开始培养地质人才为创办地质调查所创造条件。

当时的中国人对地质学并不重视。清末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曾开办了地质学系，但徒有虚名，竟招不到学生。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因为招不到学生，校方将地质学系停办了。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停办地质系的机会，把北大地质系的图书和标本借了过来，在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这个研究班后来改名为地质研究所。

从1914年起，丁文江又亲自教授古生物学。自此以前，中国很少有学校开设古生物学课程，丁文江在地质研究班亲自讲授古生物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教授古生物学的先例。

丁文江在地质学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他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去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独立去工作。教授的责任在于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果。他不但这样要求学生，而且以身作则，每当率学生外出调查，他总是登山必到顶峰，行进必须步行。

1916年，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著名学者，其中有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从地质研究所毕业的人，有些进入后来的地质调查所担任各地的调查工作，有些成绩优异者被分别选送国外去深造。

同年，北京大学重开地质学系，负责培养地质学人才，而农商部将地质研究所交归北京大学，农商部另成立地质调查所，负责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地质调查所的创立，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丁文江不但是地质调查所的第一任所长，而且是最初负责筹备创立的人，丁文江对地质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美藉专家葛利普在谈到丁文江对地质学的认识时说：“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构成地球的材料，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部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及自亘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以及海水之间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各种团素。如地理、气候，均在范围之中。”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描绘的蓝图，正是根据他对地质学的这种认识来培养人才、延揽人才和从事调查研究的。

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前后不过6年，在这6年中，他对地质调查所的最大贡献就是基于他对地质学的全面认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地质调查所办成了一个纯科学研究机构，并使地质调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刊物。其次，地质调查所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体系，并且领导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就是地质调查所在调查中首先发现的。北京周口店附近的系统发掘，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也是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和牵头的。

地质调查所在纯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还顾及到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事一些矿业、石油、土壤等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本人就曾参与了龙烟铁矿厂的设计和北票煤矿公司的开办工作。此外，地质调查所还设立了地震台、燃料研究室和土壤调查所等等，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

跋山涉水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工作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他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的榜样。

过去，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曾这样评价过中国的地质学者：“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为此，丁文江在1919年出版的《地质汇报》上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言中丁文江指出：“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地质调查所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丁文江所说的“一班人”正是由他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

丁文江最早在中国调查旅行是从1911年开始的。当丁文江从英国学成归国到达昆明时，已是5月中旬了。他本可以走海路到上海，然后再回家乡，可是云南、广西的地质资料十分丰富，对一个地质学者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丁文江决定先在云南、广西境内做实地调查旅行，然后再回家乡。

丁文江此次旅行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内，再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而后经龙里、清平到镇远。从昆明到镇远，丁文江共走了一个多月。在这段艰难的路途中，丁文江每天所看到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也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时路过很深的峡谷，上下高差达数百米。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丁文江的这次远足还算不上是调查地质矿产的旅行，而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但这次旅行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地质矿产做了前期的准备。

从平彝起，丁文江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通过这次旅行，丁文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绘制的，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标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丁文江完成了在中国大陆初次的调查旅行回到家乡泰兴，已是1911年7月末了，两个多月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1913年10月，当丁文江在北京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不久，他就开始了实地地质调查。这年10月末，丁文江会同德国地质学者梭尔格到山西调查矿产资源。

在这次调查中，丁文江尤其重视对山西铁矿的调查。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对山西的煤铁资源进行过粗略地调查。他回国后发表了几大本报告，并得出结论：“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时世界的销量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正因为如此，丁文江尤其重视调查铁矿，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钻进土法开采的矿洞里实地勘查。

在调查矿产的同时，丁文江也十分留意当地的炼铁技术。丁文江曾这样记述道：“把铁矿放在泥罐子里，堆在无烟煤里焖出铁来”，“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本领!平定一带既缺乏木炭，又没有可以炼焦炭的烟煤，若不是发明了这样‘焖炉’，根本不能出铁。”但这种土法太浪费资源，出铁率不高，而且炼出的铁的品质很次。因此，丁文江得出结沦：如不改进冶炼技术，根本无法与新式工业竞争。

丁文江的这次地质矿产调查，时逢北方的严冬，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8度，时而大雪，时而大风。为了便于爬山，丁文江所带御寒用品不多，因此这次调查是十分辛苦的。但丁文江在谈到这次调查时说：“虽然这次调查很辛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工作，兴趣很好。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

关注大西南矿产资源开发

1914年2月始，丁文江在云、贵、川大地上往复考查，历时一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丁文江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当时中国是世界的主要产锡国之一，而个旧的锡产量占全国产量的九成以上。丁文江先后就个旧的地形、锡矿的分布、土法采矿炼锡的利弊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数篇论文。

早在丁文江第一次在云南调查旅行时，他就对当地的土著民族产生了兴趣。此次再赴云南，他就着手研究当地的土著人种。他用皮尺等简单的测量工具对当地少数民族人种进行系统地体格测量，然后加以分析研究，获得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文章。吴定良先生在论及丁文江人类学研究时说：“人体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而定……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之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也。”

当丁文江从云、贵、川调查回来后，他用他亲身的体验和学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并作详细的地图，还编撰《徐霞客年谱》，一面表彰徐霞客的重要发现，同时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中的一些错误。1928年，丁文江整理校订的《徐霞客游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在该书的附录中附有徐霞客年谱和详细的地图。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丁文江对那位三百多年前的先人的最好报答。

1929年，地质调查所决定组织力量对西南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并由丁文江担任总指挥，地质调查人员分数路赴西南。丁文江一行沿途均绘有详细的地形及地质图，对地质研究更是一丝不苟，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这次调查，对西南地区地质学、矿产、地理学及人类学的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历时一年，是丁文江生平最大的一次地质调查。黄汲清记述说，这次调查，“于泥盆纪、石灰纪、二叠纪，更有精细的、透辟的考查。将来西南各省这三纪地质研究，要以他的结果为基础。”

丁文江自回国后，他的地质调查几乎没有中断过。他跋山涉水，历经艰辛，为中国地质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将在云南等地采集到的标本化石加以研究，并撰写论文寄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从而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为抗战准备而努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紧接着，1933年，日军又染指长城一线。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曰益高涨。

丁文江除向青年学生们发表演讲外还发表了一篇《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时论文章，对政府的对日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內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193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丁文江被聘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矿冶专门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的主要目的为“按现代的战争需要，及本国之物资与形势，以制成整个的国防计划。”该委员会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对与国防有关的财政、经济、资源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与设计工作。丁文江作为矿冶专门委员，主要是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和制定开发计划。

1935年，日本不时在华北挑起事端，华北已十分危急。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抗战准备工作。当时政府正在积极加强战略交通线的建设，赶筑粤汉铁路中间没有完成的一段。丁文江参与了该铁路的设计工作，主要是解决铁路全线的煤炭供给问题。

正因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所以丁文江决定亲自去湖南调查粤汉路一带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特别注意到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的储量，因为那是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但是根据以往的调查，这个矿的“煤系地层成一向斜层，煤层的倾斜度很大，施工困难。”丁文江要亲自去做更为详细的调查。当时曾有人劝他另派人去调查，但丁文江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1935年12月2日，丁文江从南京出发到长沙。丁文江即向谭家山行进，沿途听见的岩层，他都仔细测量其倾角及走向。

刘基磐先生曾转述湖南地质调查所王晓青先生的报告说：“到谭家山，他并不稍休息，即沿谭家山东侧田园，经苹塘曾家山冲，到东茅塘一带查询土窑情形……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艰苦，直到洞底，亲测煤系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在君先生出洞时，衣服已尽湿。”

12月8日，丁文江到了衡阳。因过度劳累，第二天，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深度煤气中毒，生命垂危。后虽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逝世。

丁文江去世时年仅49岁，他生前立有遗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根据遗嘱，他的遗体安葬在湖南岳麓山。对于丁文江的死，胡适曾有一段最好的文字：“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