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一是对秦文化特征的几点认识；二是国博的秦文物收藏情况；三是国博的秦文化相关研究和展示工作。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机会，促成不同领域的深入合作。

一、秦文化的特征

西周初年，周王朝将居住在东方的一支嬴姓部族迁至西境的朱圉，以抵御西戎；西周中期部族首领之一非子为周王养马有功，受赐秦邑，族名始称秦；两周之际秦族首领秦襄公以西犬丘为政治中心，把握战略机遇，受封立国；经过秦文公以下几代秦公的努力，秦国逐渐占据了关中周王朝故地；春秋中期秦穆公独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实力跃居 “战国七雄”之首，在消灭周王朝、依次兼并东方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秦朝。秦朝建立后创新性地全面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确立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秦族到秦国再到秦朝，秦人在八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个偏远部族逐渐走向统一帝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下述几点文化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兼收并蓄。秦人来源于东方，初始文化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在周王朝的统治下受到周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与西戎的互动中又接受了部分戎人文化习俗。在融合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二是融合创新。融合是融多元为一体，能够不断激发创造力。秦国正是在融合创新中发展强大。秦朝建立后实现更大范围的融合，把包括秦文化在内的各区域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辉煌的制度文明，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敦本务实。秦人根据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特点，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并鼓励耕战，培育出勇敢坚毅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实现了富国强兵。

四是中央集权。这是秦文化的政治文化特征。秦国权力长期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秦君，能够有效克服他国封建体制之弱点，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秦朝确定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即肇源于此。

二、国家博物馆的秦文物收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基于对秦文化重要历史地位的深入认识，国博一向高度重视秦文物的征集、收藏和秦文化的研究、展示，作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在各地方政府、各兄弟文博单位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开展的。

国博有相当丰富的秦文化相关藏品，科学发掘品占很大比重。从时段看可涵盖秦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种类除了常见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漆木器、钱币、玺印等，还有简牍、碑碣等；不乏名器、珍品。

青铜器中最重要的秦公壶和秦公簋，是秦国最高等级礼器，均出自甘肃。秦公壶是春秋早期秦文公或秦宪公之器，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秦公簋是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或秦哀公之器，民国时期出土于礼县红河镇或天水市西南乡，一般认为是供奉在先公宗庙中的祭祀礼器，为探索西犬丘的地望提供了线索；器盖、器身共铸铭文105字，出土后曾引发学界研究秦史的热潮，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春秋时期青铜器精品还有陕西凤翔出土的数件蟠螭纹建筑构件和眉县出土的蟠螭纹车毂（附軎、辖）；前者是秦都雍城宫殿建筑之构件，后者是目前已知商周时期最完整的一组青铜车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国的工艺水平和科技成就。馆藏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多为“物勒工名”的兵器，监造者中有商鞅、魏冉、吕不韦等著名人物，是研究秦国工官制度的重要资料。馆藏秦朝青铜器主要是铸（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的铜量和铜权，有些还加刻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这类铸（刻）秦始皇诏或两诏的度量衡器，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国博所藏数量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铁器中出土于灵台景家庄春秋秦墓的铜柄铁剑，是已知较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金银器精品有2件鸱鸮形金饰和刻有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铭文的鎏金银盘；前者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长近半米，精致华丽，是早期秦文化珍贵艺术品，同样器物在甘肃省博物馆也有收藏。

国博藏品中有3件秦始皇陵出土兵马俑，是少数收藏有秦兵马俑的文博单位之一。

馆藏秦简牍有《编年记》竹简和《家书》木牍，均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年记》竹简共53枚，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间发生的事件，包括战国晚期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和一个叫“喜”的小吏之生平经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数次东巡留下的七处刻石，两处有残块流传至今，国博藏琅琊刻石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刻于秦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秦二世元年又有加刻；现虽只剩少半，仍残存80余字，弥足珍贵（另一刻石残块为泰山刻石，仅存10字）。

三、国博的秦文化相关研究与展示

1、国博对秦文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领域。国博考古部门立足学术前沿，在早期秦文化探索、秦汉畤祭遗址发掘研究等学术热点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果。

2004年起，国博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家单位组建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关心和指导下，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这些成果使我们对早期秦文化的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寻找秦早期都邑（秦、西犬丘）、追溯秦文化渊源奠定了基础。 

畤是秦人首创的一类祭祀天帝的固定场所，源于秦襄公在西垂所立的西畤；后来秦又在关中地区设立祭祀白、青、黄、炎四帝的“雍四畤”；汉承秦制，又增设一畤祭祀黑帝，形成“雍五畤”。作为秦国和秦汉时期最高等级的祭祀，畤祭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早先在礼县鸾亭山发现的西汉祭祀遗址，可能是西畤的一部分。近年，国博又联合陕西省考古部门发掘了凤翔血池，宝鸡下站、吴山三处畤祭遗址。其中下站遗址可能是秦宣公所立密畤，吴山遗址可能是秦灵公所立吴阳下畤，两处遗址的发掘工作均由国博主持。

2、展览是博物馆活化文物，促进学术研究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手段。近年，国博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开展交流合作，举办了数个秦文化相关展览。

秦朝的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但它存续时间较短，传世文献对于其制度细节和社会面貌往往语焉不详。湖南省龙山县里耶秦简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2019年国博策划并主办的“小城故事——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通过秦朝的小城风貌、秦人生活和县政状况，以小见大，充分展示秦朝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在全国有效实施的真实状况，为观众认识秦朝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鉴于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国博于2017年承办了由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秦汉文明”展，对秦汉文明进行全景式深入解读，诠释了其厚重内涵及深远影响；2021又主办“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秦汉时期统一盛世的视野之下系统展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与特征。

国博近年还举办过两个与早期秦文化相关的展览：一是2020年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其第四单元“嬴秦摇篮”展示了早期秦文化时期上层统治者的物质文化面貌；二是目前正在举办的“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其中的“嬴秦渊源”单元展出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大堡子山、西山，清水李崖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收获。

3、出版物是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国博近年出版多部图书，展示了在秦文物收藏和秦文化研究、展览等方面的成果。

《中华文明》图录收录了国博所藏秦文物精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是国博藏品的分类图录，其中钱币卷》先秦、秦—五代分册公布了馆藏秦国、秦朝钱币的资料并作了系统研究；正在编辑的《青铜器卷》春秋、战国、秦汉分册和《玺印卷》将全面发表馆藏秦青铜器、玺印资料。国博参与编写的《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详细公布了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地区的考古调查成果。《小城故事》《秦汉文明》《丝路孔道》等图录反映了国博所办秦文化相关展览的成果。

秦文化研究涉及领域广泛，需要各方合作以推进；秦文化研究历程也表明团结协作至关重要。甘肃在秦史和秦文化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甘肃东南部的渭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流域是朱圉、秦邑和西犬丘所在地；早期秦文化在此形成并初步发展，奠定了秦文化的特质和形态。因此，在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学术合力方面，甘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过去多年已取得很大成绩。“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学术会议的举办，必能进一步健全协作机制，把秦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今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博老专家回信，充分肯定国博的发展进步，对新时代国博担负的使命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国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同样离不开包括甘肃在内的各方支持和帮助。希望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为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