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的一天，郑州一处监狱的行刑场上，一个脚戴镣铐、浑身伤痕但却身形挺拔的年轻人仰头望天，目光坚定而澄澈，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半晌后，枪声响起，年轻人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党在甘肃早期领导人之一、甘肃工农运动的领袖——保至善。

一

保至善，字乐庭，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西街一个商贾之家，是家中次子。他的父亲保万众靠经商起家，所创办的“宗盛和”商号在当时县城的四十多家私人商铺中也是首屈一指，商号所发银票可在崇信和平凉各县区兑换，因而在当地和周边县区颇有名气。保万众还一度担任崇信县商会会长和民团团长，在政商两界都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1907年，县城初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保至善遂入学读书，毕业后又入高等小学堂学习。1920年，刚满十八岁的保至善就在父母的极力促成下结婚，妻子是当时的崇信首富梁凤鸣的次女梁春娃。在父母的安排下，保至善或许可以就这样一生衣食无忧，但随着年龄渐长，他亲眼目睹了小小的县城的大事小事，土匪来犯、革命党进城让他记忆犹新，关于外面时局变化的听闻也让他充满疑问，他不愿再苟活于这小城之中，想要去更广阔的的天地寻找答案。

二

1920年，独自在自家商铺的平凉分店给兄长保性善帮忙照看生意的保至善听闻省立第二中学（现平凉一中）招生，便立即报名，并顺利考入。相较于地处偏僻、闭塞落后的崇信，地处平凉的省立二中无疑可以让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接触到更新的思想。入学不久，保至善就在同学的介绍下通过代办站购买了一本《新陇》杂志，这本由甘肃旅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进步刊物，以传播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新文化、新思想，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为主旨，每期就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评论，并转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这本杂志为保至善打开了一扇新思想的大门。之后他又陆续读到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其中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为他参与进步活动、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在省立二中读书期间，保至善还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王孝锡，他们志趣相投，一同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反礼教的活动中去。针对学校存在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他们共同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在平凉及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保至善中学毕业，亲朋乡邻就送来许多牌匾，上书“垂天大翼”“荷天之宠”“價重龙门”等字以示庆贺。自1902年废科举、兴学校后，平凉直到三年后才创办了“陇东官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三

1924年1月，中华民国陕西省政府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水利工程专门学校、渭北水利局附设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及甲种商业学校合并，重建国立西北大学，2月发布公告，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听到消息后，保至善写信与王孝锡相约，一同报名进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由此，保至善也成为崇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3月初，国立西北大学开学，作为在政府扶持下新办的大学，既有傅铜、李仪祉这样的学者专家坐镇，又有许多来自于北大清华的年轻教师任教，其中也不乏部分共产党员，因而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保至善和王孝锡入学后就与甘肃各地前来的学生一起成立了“旅陕甘肃学会”。作为平凉学潮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保至善和王孝锡等人牵头，在学会中创办了《觉陇》月报，用以抨击时政，宣传进步思想，主要在西北大学校内发行，并通过甘肃籍学生流传至甘肃各地。

同年7月，为提高西北大学知名度，陕西省教育厅联合国立西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在北京大学兼职的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钟凡和北大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学者名流来西安讲学，听讲的除西北大学师生外，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各县劝学所代表共七百余人。

在学校期间，保至善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老师和共产党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人的是刘含初。刘含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参加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加入中共党员，国立西北大学创建后在校任教。在他的推荐和影响下，保至善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独秀文存》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

1924年秋，西北大学学生在爱国老师和学生会的组织下，联同西安其他大学开展进步活动、闹学潮，但因为受到了校方的阻拦和政府的追查，一些闹学潮的学生领袖被学校开除，学潮受到打压。“旅陕甘肃学会”商议，给北京政府发电呼吁，以寻求支持。西安所有的电报局都有军警把守，电报无法发出。保至善和同学们商量后决定去甘肃泾川邮局发报。他们连夜出发，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彬县，翻过永寿的山梁，从长武县走到了泾川，历时三天，步行四百多公里，才发出了电报。

1925年，在西安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保至善与西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西安各界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驱逐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以及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等进步活动。

1926年3月，返校不久的保至善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学子的信，信中诉说了崇信教育局长王安堂贪污腐败、贿赂官员、克扣学生补助费等事宜。保至善看后连夜奋笔疾书《崇信教育局长竟如斯耶》一文：“崇信在甘肃固属小县，风气闭塞，交通不便。而其教育之腐败与黑暗，及教育局长王安堂之混沌无耻，犹令人忍痛难已也。兹犹其荤荤大者，略举如此：王安堂前任第一高小校长时，人格卑鄙，又无学识，讲解不清，漠然从事，管理松懈，学生吸烟赌博，竟置之不理，以致青年耗废光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凡有血气、熟不痛恨切齿耶？后被省视学胡师文，以萎靡不振，旷弃职务，报告撤销。后又钻营官厅，运动绅士，取得教育局长。当时教界哗然，群起质问县长张明道。而张明道已受运动，同道作弊，以压制手段，相与狼狈。学界诸人，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甫莅局任,即将前曾主察各初级小学补助费,勒扣不发,致各校顿呈现闭之象。平凉中师本籍学生,既补给每年每人四十千文之学费，忽亦停止，致留平学生大受经济之困。最可恨者，将学款视若已有，贮蓄伊家，作巨本营业,在预算表上，虚添浮报，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即此以观崇邑教育之腐败，可以窥其一斑矣！而王安堂一人实属罪大恶极，崇邑青年，将何以处之？”全文鞭笞丑恶，痛陈时弊、言辞犀利、笔锋辛辣，悉数罗列了崇信教育届腐败官员的贪腐罪行，猛烈抨击了教育界腐败之风，深刻揭露了万恶旧社会腐败“吃人”的社会本质。并刊载于3月30日《觉陇》月报第二期第三、四版。文章发表后，平凉、崇信等各地学子积极响应，纷纷在街道两侧张贴，群情之下，王安堂被撤职查办。

1926年4月，河南军阀刘镇华趁直系军阀吴佩孚向北方国民军发动进攻之机，组织起了一支号称十多万人的“镇嵩军”的旗号，将西安四面包围。保至善和西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在西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积极支援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的护城斗争。一直到11月27日，刘镇华率军撤退。在这八个月的时间，西安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城内有五万多军民死亡。

1926年底，保至善在刘含初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围城期间，国立西北大学遭受了重大打击，教员和学生大量流失，经费欠缺，维持困难，被迫停办。保至善无法再完成学业，便滞留西安等待组织交给他新的任务。

四

1926年，随着北伐顺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新右派相继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刻意制造摩擦，排挤打击共产党人。1927年初，甘肃的国共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右派极力排斥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最终导致了公开对抗的“皖江会馆械斗事件”爆发，中共甘肃特支遭到反动当局破坏，特支书记张一悟等同志身份暴露，遭到了当局通缉，特支工作陷入瘫痪。同时，国民党甘肃党部右派与左派斗争激烈，国民党在甘肃的党务工作亦陷于混乱。

1月底，中共陕甘区委通过时任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刘伯坚派保至善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身份到甘肃整顿党务，伺机重建党的组织。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在西北“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胡廷珍、在西安暑期学校任教的马凌山和王孝锡三名共产党员以及马凌山的表弟、进步青年雷鸣夏（雷伟哉）。2月初，保至善一行5人雇了两辆马车从西安启程。当时春节刚过，尚是冬天，一路上冰天雪地，行走困难。特别是过六盘山时，山路陡峭，即使空马车也只能在中午冰消雪融之时才能走一阵，人不得不在冰雪泥泞中步行。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天，直到2月底5人才到达兰州，住进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迅速与中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取得联系。

1927年3月的一个晚上，兰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齐聚贤后街十六号租赁的三间堂屋内开会。会议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主持，他分别介绍了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并说明了四人的来意。胡廷珍代表四人谈了整理党务的意见：“在路线方面，我们要坚持与国民党左派作团结合作，反对分裂，但是要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右派反俄反共，是反动派，不能代表革命人民的利益，所以要和他们作斗争，孤立他们。为了解决党务纠纷，拟将两个市党部全部解散，重新进行登记，要使右派在登记中失败；动员各厅局机关负责人带头集体加入国民党，选出兰州市的执行委员会；拟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成立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对这个权力机构，一定要把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同时，要很快的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各行业工会、妇女协会、青年社……现在国共合作，形势很好，北伐军占领武昌、南昌后，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收回了汉口九江等英租界，革命势力已经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民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宣传方面，既要宣传共产主义，也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量发行进步书籍报刊。”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四人的到来，使兰州的党员欢欣鼓舞。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和指示下，他们确定了当时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目标既定，保至善四人便迅速着手整顿国民党甘肃党务。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努力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破坏，整顿工作先从兰州市党部开始。很快新旧两个市党部的牌子被取下，同时解散，所有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大多被淘汰，各厅局的公务人员在厅局长带领下集体加入国民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在整顿兰州市党部的有利形势下，又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胡廷珍任组织部长，马凌山任宣传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王孝锡任青年部长，陈仲弢（共产党员）任妇女部长，其他各部由国民党左派人士任职。另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工人和农民代表加入省党部，保证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成为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具有革命性的党部。省市党部成立后，对内每周都要召开会议，介绍革命形势，研究当前开展的工作。对外则印发各类革命传单和文件，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思想觉悟，在保至善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推动兰州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宣传革命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需要，保证和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针对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机构不健全的实际问题，1927年4月17日，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简称兰州特支)成立大会在下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张一悟、贾宗周、王陶、姜屏周、韩芝惠、谈仲瑜、邱纪明等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负责组织工作、马凌山负责宣传工作，保至善负责农工工作。会上，保至善等人都依次发表了讲话。中共兰州特支的建立预示着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党组织一度不健全的困难时期后又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同时也代表党的工作的恢复。新建立的兰州特别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等进步势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使兰州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也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壮大。

同月，兰州特支在下沟9号召开秘密党员及积极分子工作会议。参会的有农民、商人、学生等农工学商各界代表30多人。会议由保至善主持并作报考，重点强调了开会的意义，保至善说：“……现在敌人已磨刀霍霍，向全国劳动者动手了。我们致力于国民革命，不能坐待灭亡，必须趁早相应的准备，参加战斗。说到党的组织工作，这极为重要，和打仗一样，欲想打胜仗，必须订出正确作战方案，统帅部这调兵遗将，后勤部保障军需，司令发号施令，才能得心应手打大胜仗……”之后，胡廷珍又作了半年工作报告，布置新的斗争方法。他们二人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在散会之前，保至善和代表们一起哑唱国际歌，无声更胜有声的力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荡漾。

新成立的兰州特支通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组织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团体。不久，青年社、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以兰州女师为集中点开展活动，保至善和特支的主要成员有时间就去给学生们讲课，与同学们座谈。保至善就曾在女师刚进大门第二院的一个坐南向北的教室里，和女教员们谈论民主与科学等问题，当他给大家讲到“德谟克拉西”时，还有人要他解释这个名词。青年社和妇女会的建立，调动了兰州广大青年和妇女的革命热情。并且在城市的各个工厂之中，保至善领导的工会组织也迅速发展。

五

工农运动的发展是大革命在兰州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遵照中央苏区“唤起民众，并把它引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的主张，以及中共陕甘区委“党到农民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的指示，保至善利用其省党部农工部长的身份，奔走于兰州的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疾苦，讲解革命道理，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在保至善的努力动员下，很快甘肃省督办公署印刷局第一个成立了由全体工人参加的印刷工会，这是兰州特支在兰州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组织。之后，省电灯电话系统、水北门担水工人、理发业、印刷业、邮务、电报、机械与纺织等行业都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随着各工会组织的建立，广大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为反对欺压、争取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开展了一系列广泛的斗争。其中，邮电工会在保至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反对管理人员无理欺压工人的斗争。5月，在兰州特支的领导和保至善的组织下，全市工会联合兰州各界在辕门广场先后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五七”“五卅”纪念大会，工农兵商学妇各界高举张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彩色“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小旗、标语和横幅，白天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晚上提灯游街、火炬游行。

1927年6月，兰州市总工会成立大会在皋兰县府对门一个院内召开，各工会代表和督办公署派遣的俄国顾问参会。在会场上并排悬挂着的孙中山和列宁大照片前，保至善和俄国顾问分别致辞讲话。大会选举保至善为兰州市总工会理事主席，熊赞周为总工会秘书，成立了秘书、总务、宣传等。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保至善在兰州郊区响亮的打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使兰州地区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1927年甘肃大旱，受灾面积达五十多个县，兰州市七里河区灾情尤为严重，其中心村庄七里河村，被柳家营、王家堡、梁家庄等小村庄环绕，共有500多口人。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为了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保至善带领人员深入七里河一带，通过省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农民疏通河道，用河水灌溉农田，帮助农民战胜灾荒。在抗灾斗争中，他通俗形象的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教育广大农民要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土豪劣绅作斗争。当时，七里河土地庙前居住着一位叫苗杰的农民，思想较为进步。由于苗杰略通医术，常为群众医治疾病，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所以保至善经常给苗杰讲述革命道理，启发苗杰利用行医之便把农民串联组织起来。

6月10日，七里河村土地庙前彩旗飘扬，在继西固、皋兰农民协会成立之后，七里河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来自七里河、柳家营等村的贫苦农民代表60余人，其中有老年人、中青壮年，还有青少年儿童。他们高举着“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牌参加了成立大会。保至善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到会作了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而不断斗争。

六

正当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党在北方工作的主要领导李大钊在北京遇害。为了悼念他，保至善等30多名党员齐聚政训处长贾宗周（共产党员）家里的楼上，召开追悼会。

工农运动的发展严重触及了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各方封建势力的利益，使国民党右派和反分动分子大为恐慌，他们对外宣称保至善、胡廷珍、王孝锡等人“公然宣传赤化，破坏本党（国民党）。盅惑民众……并组织青年社，筹办训练班，组织各人民团体，意图永久把持甘肃党权，以为反动之根据地”，惊呼“甘肃全境已充满赤色恐怖”，并暗中活动，故意制造摩擦，排斥共产党员。

1927年6月，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冯玉祥也逐渐倾向反动。6月10日和22日，冯玉祥相继与汪精卫、蒋介石会晤，达成联合清党协议，至此，西北革命形势逆转。冯玉祥下令解散国民军联军的共产党组织，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军政治部和国民军联军，将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礼送”至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武胜关外。同时，以赴郑州开会为名，电令甘肃共产党员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等离开兰州去郑州。6月22日，接到电令的保至善四人召开党员会议安排布置，后在五泉山麻尼（嘛呢）寺与同志们合影告别，离开兰州，经平凉前往郑州。途中路经平凉，保至善顺道回家看望父母妻儿，迟至7月中旬才抵达洛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武力“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民大革命失败。冯玉祥制订“清党”章程，公开“清党”，并电令甘肃刘郁芬部成立“清党委员会”，追捕共产党人，迫使大批共产党人离开兰州，党在兰州的工作被迫停止。国民党右派趁机把持了甘肃省党部，并向各县发出“稽查共产党活动”和“根本肃清逆党”的训令，凡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白色恐怖弥漫整个甘肃。

七

保至善从冯玉祥部工作的同学党效贤处得知当下的形势后，便立即折回西安，暂住兰州籍同学高淑珍家中。而此时的西安也在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中共陕甘区委已经转入地下。一天，保至善外出打探消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押往郑州监狱关押受审。在威逼利诱和无数非人折磨之下，保至善宁死不屈。1928年的春天，无计可施的反动派在郑州将保至善杀害，时年26岁。

几个月后，在家乡坚持革命斗争的王孝锡，得知了保至善牺牲的消息，含泪在自己藏身的山神庙墙壁上写下了《吊战友》一诗：一缕清风半轮月，深山幽处暗举哀。回忆往事肠欲断，追荐惟有眼中血。

1928年12月30日，王孝锡在兰州被杀害，时年25岁。1931年2月，马凌山因肺部病情恶化，在河北唐县不幸去世，时年29岁。1933年2月，胡廷珍在新疆玛纳斯县(原绥来县)被反动当局杀害，时年31岁。

1951年崇信县人民政府批复保至善为革命烈士，1983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保至善同志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